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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次贷

所有的应对都应指向解决方案,而非拖延危机

今年5月,与《大空头》等金融畅销书的作者迈克尔·刘易斯(Michael Lewis)在斯坦福座谈,谈到下一个金融风险策源地,他犹豫了一下,然后问,中国?

这样的预言一直很流行,但一直没有真正实现,为什么?

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,打个比方,这两个国家处于一根横轴的两极,美国在右边,尽头是100%的自由市场。中国在左边,尽头是100%的政府干预。美国和中国当然都不在尽头两端。从1929年大萧条到现在,美国在往政府干预这头有所靠近,但总体还是在右端。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在往自由市场这端移动,但总体还在左端。

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和金融风险,也宛如镜像。

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,实质是基础资产腐烂,房贷给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群;市场过度发展,次贷产品被金融工程打包出售,代理链条过长,金融机构逐利忘义,在货币供给宽松的环境中,利用杠杆推波助澜;再加之监管缺位,当亏损败露,多米诺骨牌效应下,酿成海啸。

美联储前任主席本·伯南克,这位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者,在其回忆录中,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亚于1929年的大萧条。他的主张是推动美联储及美国政府积极干预,稳定金融市场、救助金融机构,避免系统性风险扩散,加剧大萧条的程度,是为“行动的勇气”。这是因为美国200多年来形成的自由市场理念根深蒂固,对政府干预存在警惕与抵触。但正如美国政治历史学家福山所说,建设国家能力是现在美国政治防止衰败的要务之一。从伯南克的回忆录来看,美联储救助市场的过程,是集体领导,经过了小范围的专业论证。伯南克经历了多次的政府机构内部讨论、听证会、保持和专业媒体沟通,在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的同时,也推动决策的公开透明,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。美国司法系统近年来对部分金融机构开出天价罚单,也是对此类救助行动造成的道德风险进行弥补。

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。福山在斯坦福大学一次讲课时,花了两个课时来铺陈中国几千年历史,指出中国如何建立了相对有效的官僚体系,构建了国家能力。当然在他提出的政治秩序框架中,除了国家能力,还有两大重要支柱:民主和法治,中国还在缓慢地补课。目前大多数金融风险项目都表明,各级政府在经济项目中介入过深,政府信用被滥用,却没有更好地扮演应当扮演的角色,市场机制和法治化不够,已经成为诸多乱象难以解决的根源。中国的金融危机尚未真正爆发,但已具有与次贷的某些相似之处:部分基础资产已烂,代理链条过长,资金多来自储户和银行理财,危机绑架了政府信用。过去的十年经济高增长,使得银行资产膨胀,内部腾挪尚有空间,比如继续从银行理财引水,来“化解”债务问题,但这些都只是拖延危机,而非解决方案。

现在是需要给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了。

本文为2016年第38期《财新周刊》编辑絮语,略有修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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