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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额信贷何以不是高利贷

去年10月传出印度小额贷款危机之时,业界即有担忧,全球小额信贷热潮是否会被迫转向?待到小额信贷的旗帜尤努斯被总理“逼宫”,这种感觉尤为强烈。(报道请参看财新记者陈沁在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上的文章 《尤努斯下课》)。

按市场的原则给农民或低收入者提供贷款,这是趁火打劫还是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,这在小额信贷业兴起之初就有争议。受过万恶的旧社会高利贷逼死人的“教育”影响,很多人都对小额信贷高于一般企业贷款的年利率表示不能理解。比如中国“农口”的干部们,对农民们要比国有企业们多支付的利息一直感到“不平”。

中国央行对高利贷的定义,来自10年前某人拍脑袋的“官方利率4倍”,也即28%-30%左右的水平。

由于小额信贷的客户不像企业客户一样能提供必要的抵押品,相应要支付比较高的利息。不过,专家表示,对资金运用而言,越小额的资金周转往往能负担更高的利息水平。但是,合理的利息水平究竟怎样确定?是否要有官方控制的上限?这是个长久争议的话题,甚至超出了经济学和金融专业的范畴。

尤努斯和国际小额信贷组织的分歧也在这里,他在接受采访时说,CGAP(国际上一个小额信贷的非官方组织,在网站上披露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报表等)不让他管利率,说让市场定。他不能同意。国际金融界对尤努斯的怀疑也在这里,如果格莱珉银行没有遵循市场原则来运营的话,就一定是用援助资金来补贴了成本,虽然尤努斯对此从未承认。

讽刺的是,此番孟加拉的女总理依然批评尤努斯的银行利率过高,在“吸穷人的血”,并规定以后小额信贷的利率不能超过27%。小额信贷的利率果然成了一个政治问题。

同样的批评来自引发印度小额贷款危机的安德拉邦。印度的报道很惊悚:2010年的某月内有30多名“穷人银行”的借贷者因不堪债务压垮而自杀。10月,安德拉邦政府以小额贷款利率过高引发相关不良事件等因素为由,宣布将强制取缔泛滥的信贷行为,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自己的贷款。 这使得原本资金充裕、准备按时还款的借款人纷纷选择停止还贷,导致许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链断裂,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印度全国的“小金融危机”。

印度太遥远,调查事实真相鞭长莫及。不过,IMF的前首席经济学家、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姆·拉詹转述了来自小额贷款商的另一种解释:小额信贷机构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的成功刺激了政府,引来了外界的猜疑和敌意。而小额信贷帮助了穷人获得了独立性,而不是依赖对政客们的选票获得可怜的一点资助,这让政客们感到了威胁,抓住机会夸大小额信贷机构的错误。

商业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是近二十年来全球金融业的一个重要贡献。为穷人提供前所未有的选择。穷人本来只能靠政府大发慈悲实行救助,小额信贷机构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的这一功能,改善了贫困。小额信贷机构证明用商业化的手段做,也能获得不错的财务回报,不少小额信贷机构在运作多年后成功在资本市场上市。

而小额信贷机构和所谓的高利贷机构不同的是,一是透明的财务状况,二是不给被贷款人超过其还款能力的贷款,这其实考验的是专业能力;三是绝对不涉及黑社会、暴力、胁迫等违法手段。如果说小额信贷和“高利贷”的区别,这才是本质,而非利率的高低。

小额贷款的推动者们相信,穷人获得贷款的机会比官方管制利率更为重要。如果市场是开放的,足够多的小额信贷机构可以自由的进入和退出,并遵循必要的专业规范,那么利率问题就是个资金的价格波动,市场自己能解决。

中国现在已经开放了小额贷款的市场。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,2010年底,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超过了2400家,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元。在小额信贷机构的透明度、市场机制的建设、专业规范的建立、不涉黑的监督等方面,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但方向不应逆转。

拉古拉姆·拉詹强调:面向穷人的行业更有义务保持透明度,公开行业盈利方式,才能获得大众的支持。这让我想起当时采访尤努斯时,我当时的同事徐可的遭遇。那次采访尤努斯的问题,涉及了国际金融界对格莱珉银行的诸多质疑,包括透明度、补贴和利率。一直在旁听着采访的司机实际上是孟加拉驻华使馆的二等参赞,他最后实在忍不住了,带着几分嘲讽反问徐可:“中国什么时候这么重视透明度了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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