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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万亿资管肆意横流,弄脏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,给金融监管出了道旷古难题。有没有解?一时间看起来颇难。
现在银行业的困境,与欧美银行业的历史有类似之处:银行业垄断收益下降,影子银行突破监管限制,从“金融创新”走向渐渐失控,最终酿成2008年的大危机,几十万亿美元的资产灰飞烟灭,华尔街成为被唾弃的众矢之的。但美元毕竟还是主要国际硬通货,金融风险可在全球分散,还有功能相对强大的资本市场,已成为其资源分配的主渠道,支撑资本市场的是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系,因此加上QE和相应改革,不出几年,便迎来复苏。
我们孱弱的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相比,社会融资功能几乎可忽略不计,司法体系尚待完善。金融风险积聚的速度超过想象,却缺乏风险缓释的有效机制。风险来临时,中国当然可开闸放水,却没有全球化的池子来对接,容易引发高通胀或是剧烈的资产泡沫,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就是这种泡沫的体现。人民币国际化虽已战略性启动,却刚刚踏上征途,现在可能还需要放缓脚步。说到底,货币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实力和战略远见,而人民币距离成为国际硬通货还比较遥远。
实力来自改革。在上一轮主要商业银行陆续完成重新资本化后,我们几乎建成和国际监管体系相媲美的系统:漂亮干净的资产负债表,严格得几乎超过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标准(比如超高拨备覆盖率),只可惜好景不长。
我们本应该坚持按本质抓监管。无论银行资产如何随高速增长的经济而膨胀,也不能任由其走向影子银行,而应要求同步补充资本和拨备,推动其不断完善对风险的度量和管控体系,打造银行的核心竞争力。但现实是,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压力下,银行资金以各种形式出表,成了脱缰的野马,大打监管套利之牌,涌到哪里就推高哪里的杠杆率,资金池、刚性兑付、高风险投资,甚至变成被有心人利用的低成本资源,肆意冲击正常的市场秩序,不断埋下风险。(参见《财新周刊》2017年2月27日封面报道“统一大资管”)
当银行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时, 高耸的银行业资本要求也曾是国际性难题,但在中国现阶段,还可以和银行业的改革相结合,并非空间逼仄。包括如何顺应股权分散化的大趋势,并辅之有效的治理结构,这并不限于银行监管的领域,更要从银行业改革的高度,提供方案。银行业可提供稳定分红,如果治理体系透明,自然吸引投资者。让银行业务回归本质,缩短不必要的金融链条,节约交易成本,可回馈投资者,也可减轻企业端不断因链条拉长而带来的财务重压。推动机制创新,比如投资者自发形成投资基金,聘用专业人才,机构化地参与银行治理,建立起真正对等的风险与收益关系。
同时,也需要同步发展债券、股票这样的直接融资市场,来分流间接融资的压力,使得社会融资结构走向多元化。而这就需要与政府行为改革、提升司法体系有效性、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更为彻底的系统性的工程相配合。
因此,中国的金融稳定离不开有效的银行监管,更离不开坚持改革与开放,这绝非一句空谈。
文章原题为“有没有答案”,刊于《财新周刊》2017年第8期“编辑絮语”,略有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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